2016年1月7日，习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强调，“党政军民学，东西南北中，党是领导一切的”，要发挥好党总揽全局、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。几天前，习就学习同志《党委会的工作方法》作出重要批示，对各级党委（党组）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重温这篇著作提出明确要求。“领导一切”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体现在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的工作中。因此，掌握得当的工作方法十分必要。

  作为主要领导同志，不同于一般人，要能够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面对各种复杂的工作，提倡要学会统筹兼顾，并形象地称之为“弹钢琴”。“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，不能有的动，有的不动。但是，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，那也不成调子。要产生好的音乐，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，要互相配合。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，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别的方面的工作。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，各地、各军、各部门的工作，都要照顾到，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。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，这样的解决方法我们肯定要学会。钢琴有人弹得好，有人弹得不好，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。党委的同志必须要学会‘弹钢琴’。”

  可谓是“弹钢琴”的高手。在民主革命时期，往往一方面强调中心工作是军事和打仗，另一方面又号召做好其它一切革命工作。1933年，在中央苏区的一次经济建设工作会上，他说：“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，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，是环绕着它的，是服从于它的。”但是，不能因此而不抓好经济工作，相反，“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， 要求我们动员群众，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，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”。在他看来，如果认为革命战争是中心，而不去抓经济工作，那是极端错误的。有些人口头上说一切服从战争，但不知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，这就不是服从战争，而是削弱战争。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， 发展红域的经济，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，才能扩大红军，打败敌人。当然，“中心工作”之外不只是“经济工作”。特别是随着革命力量的发展，随着领导职务的变化，他面临的工作也慢慢变得多，比如思想政治工作、政权工作、文化工作、教育工作、宣传工作、党的建设、统战工作、对外工作，等等。大多数都能做到有条不紊，齐头并进，“可上九天揽月，可下五洋捉鳖”，轻松自如。

 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，对“弹钢琴”的运用，集中体现在“十大关系”的处理上。他指出，在重工业和轻工业、农业的关系问题上，要用多发展一些农业、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；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，要充分的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，以便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；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上，提出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，增加经济建设费用。只有把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，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；在国家、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，三者的利益必须兼顾，不能只顾一头，既要提倡艰苦奋斗，又要关心群众生活；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，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，扩大地方的权力，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，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；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，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，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；在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上，和派要长期共存，互相监督；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上，必须分清敌我，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；在是非关系问题上，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“惩前毖后，治病救人”的方针，要允许人家犯错误，允许并帮他们改正错误；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上，要学习一切民族、一切国家的长处，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。这些矛盾的发现和处理方法，多数方面至今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，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告诉党的干部：干工作要善于处理各种关系，不能顾此失彼。

  “弹钢琴”要注意细节，一个音符错了，整个曲子也就砸了。往往给人挥斥方遒、气势磅礴的感觉，其实他是很注重细节的。在指挥一场战斗之前，甚至战士碗里有没有肉，他也要关注和嘱咐。1953年，中美关于朝鲜问题谈判时，事前对谈判场所、对方谈判代表的宿舍、各种用具、设备和食品等，都要求精心地布置和准备。现在，人们常说，细节决定成败。的成功，与其既能挥舞大棒又能弄绣花针，不无关系。

  学会“弹钢琴”，不但要心中有“谱”，而且还要胸中有“数”。钢琴有多少键，每个键能弹出什么音符，必须了如指掌。在运用数据方面，也不同于一般人。比如，他对中国革命的定位，就是从中国占90%以上的农民这一“百分比”作出的。没注意和了解这一数据，他就不可能到农村去“闹革命”，不可能得出中国革命是“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”，不可能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。把数字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中，最为典型的两个实例大概莫过于在政治上创立的“三三制”政权和在经济上制定的“四面八方”政策。从1940年开始，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了“三三制”政权，就是在各级政府和参议会的组成人员中，员只占三分之一，“左倾”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，中间分子和其他人士占三分之一。这极大地调动了各阶级各阶层的积极性，扩大了局部执政的基础。1949年，正是在作了《党委会的工作方法》的讲话后不久，提出经济上要“公私兼顾、劳资两利、城乡互助、内外交流”，简称“四面八方”政策。他还强调，“‘四面八方’缺一面，缺一方，就是路线错误、原则的错误。” 可以说，这也是他“弹钢琴”方法的具体运用。

  胸中有数的一个重要内容，是对成绩和缺点有数。“要划清正确和错误、成绩和缺点的界限，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，什么是次要的。例如，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？说少了不行，说多了也不行。一个人的工作，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，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，必须有个根本的估计。如果是七分成绩，那末就应该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。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，那就完全错了。”当然，即使取得了十分的成绩，也不能骄傲，“力戒骄傲。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，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。就没有犯过大错误，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，也不要骄傲。”历史上有很多因骄傲而失败的例子。所以，在党即将取得全国性政权的历史时刻，清醒地指出：

  “因为胜利，党内的骄傲情绪，以功臣自居的情绪，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，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，可能生长。因为胜利，人民感谢我们，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。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，这点已得到证明了。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。可能有这样一些人，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，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；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，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。我们一定要预防这样的一种情况。”

  可见，对党取得的成绩是非常有数的。当然，这是建立在对历史有数的基础上的。对历史有数，就会对未来有数。正是这种对骄傲的高度警惕，使经得起胜利和成功的考验，从而不断地把事业推向新阶段。（张太原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）